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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泪的笑——《聊斋》的讽刺艺术
作者:雷群明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3-10-10    

含泪的笑——《聊斋》的讽刺艺术

雷群明

讽刺文学在我国有着优良的传统和悠久的历史。二千多年前的《诗经》,就有着《伐檀》、《硕鼠》等著名的讽刺诗篇。《史记》中还记载着东方朔一类的“滑稽”人物,以他们机敏的才能编造故事去讽喻君王。历代还有许多笑话以及讽喻诗之类,都是属于讽刺文学之列的。在小说中运用讽刺的手法,虽然晋、唐就初露端倪,明代颇为风行,然而正如鲁迅所说,它们或者是“大不近情”,或者近于私怨,或者“已同嫚骂”。直到“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这个评价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儒林外史》之前,《聊斋》在讽刺文学上的成就和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

什么是讽刺?照鲁迅的说法就是把生活中最常见但又“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的东西,用精练的甚至夸张的手法表现出来。这样的文学作品就是讽刺文学。它的效果往往是使人发笑,并在笑声中受到教育。所以,讽刺文学又常被人称为笑的艺术。《聊斋》中可以称得上讽刺文学的作品大约有二三十篇。(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聊斋故事选》第四辑选了25篇作品,说是“讽刺性的作品”,可惜的是,有些是不大确切的;而有些名副其实的讽刺性作品,却没有选入。)此外,还有一些作品,通篇不能算讽刺作品,但也不乏某些讽刺性的细节或段落。这些作品大多如鲁迅所说,是“出以公心”,讥刺时弊或丑恶的社会风俗、道德人情之类。其中对于科举制度下造成的一些畸形儿的讽刺,尤其着力、深刻而尖利。

《聊斋》的讽刺艺术有如下一些特色:一是抓住事物的本质特点加以夸张的表现,突出其可笑、可鄙、可恶之点。这种讽刺往往辛辣、尖刻、充满对被讽刺者的憎恨之情。对科举制度的讽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科举制到明清,以八股文取士,弄得已经毫无生气。有些所谓试官,其实并不懂得衡文,他们的脑袋大概是阴沉木做的。所以在他们主持的考试下面,不知埋没了多少有用之才、有识之士。蒲松龄自己就是科举制度受害者的典型。他想走科举做官的道路,但终于没有爬上去。深刻的失望使他对科举制度的本身有了一定的认识。他曾多次说过:“益之幕中人,心盲或目瞽:文字即擅场,半犹听天数”。“幕中不衡文,恁数为成败”。所以,在一些作品中,他对科举制的弊端的讥刺可说是近乎刻薄的了。如《司文郎》写一个老和尚用鼻子嗅纸灰可以区别文章高下,但是他的判断在考场上却完全行不通:  他认为“亦中得”的王生名落孙山,而他闻之作呕的文章的作者余杭生却得以高中。

 

宋与王走告僧。僧叹曰:“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俄余杭生至,意气发舒,曰:“盲和尚,汝亦啖人水角耶?今竟何如?”僧曰:“我所论者文耳,不谋与君论命。君试寻诸试官之文,各取一首焚之,我便知孰为尔师。”生与王并搜之,止得八九人。生曰:“如有舛错,以何为罚?”僧愤曰:“剜我盲瞳去!”生焚之,每一首,都言非是;至第六篇,忽向壁大呕,下气如雷。众皆粲然。僧拭目向生曰:“此真汝师也!初不知而骤嗅之,刺于鼻,棘于腹,膀胱所不能容,直自下部出矣!”生大怒,去,曰:“明日自见,勿悔!勿悔!”越二三日,竟不至;视之,已移去矣。——乃知即某门生也。

 

这里通过老和尚嗅文章的反应,对科举制度颠倒是非,埋没人才的罪恶本质作了辛辣的嘲讽。文章狗屁不通、令人作呕的试官怎么能识别考生水平高低呢?让这样的人主持考试,怎能期望发现什么人才!这样的故事,乍读之下,令人“粲然”发笑。但仔细思索,就会发现,作者笑着的面孔上是垂满泪珠的,真可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呀。评者也认为这是“拭泪而言,先生自道也”。

如果说《司文郎》对科举的讽刺过于直露,近乎“嫚骂”的话,《贾奉雉》则显得有点“怨而不怒”。它写贾奉雉,“才名冠一时,而试辄不售”。后来遇见一个姓郎的仙人,要他把平时“鄙弃而不屑道者”的文章作为“标准”。开始他不干,但考试又不中。于是勉强把郎指出的文章拿来读,然而“未至终篇,昏昏欲睡,心惶惑无以自主”。郎又出了七个题目给他做,开始他认真去做,都被否定。后来,他“戏于落卷中,集其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本来是想开个玩笑,不料郎竟肯定说“得之矣”。后来,果然以此得中“经魁”。但贾“又阅旧稿,一读一汗。读竟,重衣尽湿”。自己感到惭愧羞耻,无脸见人,终于弃家出走。这里,无疑也使用了夸张的手法,使人感到可笑。但是贾奉雉这种经历,却是封建社会中“文章憎命达”的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因此,在感到可笑的同时,又不能不感到可悲和可恨。

同是对科举的讽刺,《周克昌》、《颜氏》、《三仙》等又是另一种手法。《周克昌》写一个不学无术、终日嬉戏的笨蛋,被鬼冒名为他得了一个孝廉的衔头和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作老婆。《颜氏》是老婆代笨蛋丈夫去应考,为丈夫挣了一顶乌纱帽。《三仙》则写考场上“擢解”之文竟出自蟹、蛇、虾蟆三物之手。它们对科举的弊端的讽刺是冷峻的,不露声色的。

二是竭力把两种互不调和的东西“统一”在一起,让人从中看到其荒谬可笑之处。在艺术领域里,人物与他所处的环境的统一,本应是艺术家所追求的境界。但是,讽刺作品却往往把人物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和不统一作为自己的任务。《堂·吉诃德》之所以成为著名的讽刺文学作品,主要原因就是写了堂·吉诃德处处与他的时代格格不入。这种矛盾显示了堂·吉诃德的可笑,而这种可笑是发人深思的。比塞万提斯略晚些的蒲松龄,也懂得这个道理。《考弊司》写阴世管秀才的考弊司司主虚肚鬼王,贪残暴虐,规定秀才初见,不管有罪无罪,都要割髀肉为惩,唯有“丰于贿者,可赎也”。作品写闻人生跟着一个秀才——

 

至一府署,廨宇不甚弘厂,惟一堂高广,堂下两碣东西立,绿书大于栲栳,一云“孝弟忠信”,一云“礼义廉耻”。躇阶而进,见堂上一扁,大书“考弊司”。楹间,板雕翠字一联云:“曰校、曰序、曰庠,两字德行阴教化;上士、中士、下士,一堂礼乐鬼门生。”游览未已,官已出,卷发鲐背,若数百年人;而鼻孔撩天,唇外倾,不承其齿。从一主簿吏,虎首人身。又十余人列侍,半狞恶若山精。秀才曰:“此鬼王也。”生骇极,欲却退。鬼王已睹,降阶揖生上,便问兴居。生但诺。又问:“何事见临?”生以秀才意具白之。鬼王色变曰:“此有成例,即父命所不敢承!”气象森凛,似不可入一词。

 

你看,明明是一个廉耻丧尽的家伙,却偏偏高挂起“礼义廉耻”、“礼乐”、“德行”的招牌;明明是一个吃人不吐骨头、贪得无厌、欲壑难填的“虚肚鬼王”,却装出一副铁面无私的包公形象。在这种尖锐的对比中,使我们看清了封建社会中某些官吏既要当婊子,又要树牌坊的可憎面目。

《公孙夏》则突出人物言与行之间的矛盾,讽刺那些卖官鬻爵者的丑态。某国学生通过公孙夏找门路,决心花五千缗冥钱,谋一个真定太守的冥缺:

 

命出藏镪,市楮锭万提,郡中是物为空。堆积庭中,杂刍灵鬼马,日夜焚之,灰高如山。三日,客果至。某出貲交兑,客即导至部署,见贵官坐殿上,某便伏拜。贵官略审姓名,便勉以“清廉谨慎”等语。乃取凭文,唤至案前与之。

 

这样一个市侩,拿钱买官本来就是为的做官时捞进更多的钱,而卖官者本人更加清楚这一点。但是,这笔肮脏的买卖成交时,却打出“清廉谨慎”的旗号,一下子就把两者之间尖锐的矛盾突出来了,令人不能不嗤之以鼻。

第三种手法是寄嘲讽于寓言。如《劳山道士》、《夏雪》、《司札吏》、《三生》、《司训》、《五羖大夫》等,都是通过一个可笑的故事来寄托某一种思想。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种如《劳山道士》,主要是讲故事。它通过故家子王生想学道但又怕苦,终于在现实面前碰壁的娓娓动听的故事,讽刺了剥削阶级的不劳而获的丑恶思想。另一种如《夏雪》,故事很简单,主要在发议论。从“神”也喜欢拍马屁的故事转到当时上骄下谄的恶劣世风,对于那些爱拍马的和爱接受拍马的无耻之辈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还有一种方法是顺手牵羊式的讽刺,就是在某个不显眼而又可以发挥的地方顺便给予黑暗或丑恶势力以有力的一击。如《公孙九娘》的开头:“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碧血满地,白骨撑天。上官慈悲,捐给棺木,济城工肆,材木一空。”杀人杀得“碧血满地,白骨撑天”,却假惺惺地“捐给棺木”,以示“慈悲”!这种刽子手式的慈悲,恰恰是对当时反动统治者伪善面目的有力揭露和嘲讽!这轻轻的一笔真是字字有千钧的力量。《道士》写秀才徐氏同样是吃白食者,却要嘲笑道士,说:“道长日为客,宁不一作主?”结果道士反唇相讥:“道人与居土等,惟双肩承一喙耳。”后来,又揭露他在女色面前的贪婪相,终于让他“枕遗屙之石,酣寝败厕中”。对毫无自知之明的穷酸秀才也给了有力的嘲笑。此外,像《狐联》、《三朝元老》等,则是通过一副对联嘲笑了秀才的胸无点墨和嘲骂变节之徒的无耻。

上面所说的讽刺作品,不论是以哪种手段表达出来的,一般说都能引起笑的效果。但是这种笑,很少使人能够开怀,能够高兴,而是使人感到压抑,感到沉痛。可以说,这是一种含泪的笑。这种笑,是打着蒲松龄时代的深刻烙印的。因为,作品所反映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使人压抑而痛苦的时代。“‘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阴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鲁迅的这些话,对于《聊斋》的讽刺作品,也是完全适用的。《聊斋》虽然是一部搜奇志怪的书,但是,它所写的所有怪异事物或人物,都是来自生活,有着充分的真实性的。前面我们所说的《聊斋》对封建吏治、科举制度、世俗风尚等的种种讽刺,哪一种不是当时社会中大量存在的真实情况呢?特别是对封建时代科举制度的种种黑暗和弊端的讽刺,真可说是深入骨髓,力透纸背。像《王子安》写“东昌名士”王子安的醉态:

 

王子安,东昌名士,困于场屋。入闱后,期望甚切。近放榜时,痛饮大醉,归卧内室。忽有人白:“报马来。”王踉跄起曰:“赏钱十千!”家人因其醉,诳而安之曰:“但请睡,已赏矣。”王乃眠。俄又有入者曰:“汝中进士矣!”王自言:“尚未赴都,何得及第?”其人曰:“汝忘之耶?三场毕矣。”王大喜,起而呼曰:“赏钱十千!”家人又诳之如前。又移时,一人急入曰:“汝殿试翰林,长班在此。”果见二人拜床下,衣冠修洁。王呼赐酒食,家人又给之,暗笑其醉而已。久之,王自念不可不出耀乡里。大呼长班,凡数十呼,无应者。家人笑曰:“暂卧候,寻他去。”又久之,长班果复来。王捶床顿足,大骂:“钝奴焉往!”长班怒曰:“措大无赖!  向与尔戏耳,而真骂耶?”王怒,骤起扑之,落其帽。王亦倾跌。妻入,扶之曰:“何醉至此!”王曰:“长班可恶,我故惩之,何醉也?”妻笑曰:“家中止有一媪,昼为汝炊,夜为汝温足耳。何处长班,伺汝穷骨?”子女皆笑。王醉亦稍解,忽如梦醒,始知前此之妄。然犹记长班帽落;寻至门后,得一缨帽如盏大,共疑之。自笑曰:“昔人为鬼揶揄,吾今为狐奚落矣。”

 

这一段描写简直可以看做是《儒林外史》“范进中举”的先声。它们把封建科举制度毒害下一部分可笑又可怜的灵魂给赤裸裸地描绘出来了。这样的灵魂,不仅蒲松龄时有,吴敬梓的时代有,就是“五四”时代的中国又何尝没有?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不就是在这同一条路上走着的人物吗?

作者的态度,是随着被讽刺的对象的不同而不同的。对于他所深恶痛绝的虎狼吏治,瞎眼试官,他的讽刺像匕首投枪一样,尖锐得可以置被讽刺者于死地,像《考弊司》他甚至直接让“虚肚鬼王”受到抽筋换骨永世不得翻身的处罚;而《公孙夏》则使卖官鬻爵者都受到严厉的制裁。在《三生》、《潍水狐》等篇中,更是指桑骂槐,把贪残骄妄的官吏骂作禽兽。然而,对于那些言行虽然可笑但还是属于受害者的人物,他的讽刺一般都是善意的,有分寸的。譬如同是爱钱,对《雨钱》、《钱流》中穷秀才的态度与《考弊司》、《公孙夏》中对贪官的态度就迥然不同:对前者是嘲讽中夹带着同情,对后者则嘲讽之外还流露出愤怒。其他像《劳山道士》对王生,讽刺是尖锐的,但又是与人为善的;《王子安》写了王醉眼蒙眬中的丑态,但最后还给他一个自我解嘲的好结果。《堪舆》对迷信风水的讽刺,《周克昌》对呆痴士子的讽刺等等,都是怀着善意的,使人看了觉得他们既可笑又可怜,憎恶中夹杂同情。

毛泽东说过:“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蒲松龄在当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根据不同对象给以不同的讽刺,这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讽刺的力量是很强的,正如赫尔岑所说:“笑像闪电一样打人和烧人。笑使偶像倒下了,使它的花环、金饰掉落了,创造奇迹的圣像成了变黑的胡乱画成的图画。”因此,如果我们今天运用这个武器,一定要区别对象,注意分寸,必须废止讽刺的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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