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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独特的“尾巴”——《聊斋》中“异史氏曰”的艺术功用
作者:雷群明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3-10-10    

一条独特的“尾巴”——《聊斋》中“异史氏曰”的艺术功用

雷群明

《聊斋》在结构体制上有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那就是“异史氏曰”的存在。说“独特”,不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上绝无仅有,而且在《聊斋》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其鲜明的特色:它不是作品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又不是可有可无的“闲话”;它可以相对独立,但又与故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说,它是作者苦心创造出来的一个“怪异”的现象,值得我们加以研究。

据统计,现存的《聊斋》491篇作品中,明确标有“异史氏曰”的共194篇。其实,有些作品从后面所写的内容看,完全应该属于“异史氏曰”的范围,其所以未特意标出“异史氏曰”四字,也许为了照顾文气的连贯,也许因为不过片言只语,无须另立名目,也许是抄刻者的遗漏,如《义犬》、《大鼠》、《牧竖》、《某甲》、《戏缢》等作品篇末的议论,都可作这样的理解。如果把这一部分算上,那么,“异史氏曰”的总数约在250篇上下,约占全书的一半。这些“异史氏曰”除《念秧》是在文章的开头,其余均在末尾(《折狱》中间有一段“异史氏曰”,实际可理解为作者把先后写的两篇文章并在一个题目之下了,因此仍应视作位于篇末)。所以,我们不妨称其为一条独特的“尾巴”。

《聊斋》中应用“异史氏曰”这种“尾巴”,可能受了司马迁的影响。许多评论者都指出“异史氏文参史笔”(胡泉序),“以班马之笔,降格而通其例于小说”(冯镇峦语),“其体仿历代志传”(蒲立德语);赵起杲还说,《聊斋》“初稿名《鬼狐传》”,总之,作者受到司马迁《史记》的影响,如同《史记》每篇后面有“太史公曰”,《聊斋》的各篇篇末往往存在一个“异史氏曰”。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作者写的虽是虚无缥缈的“鬼狐”世界,但他却是认真地把自己的写作当作一种叙“史”来对待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至于读者能从他这“异”于正史的“异史”中知道些什么,就要看是不是“青林黑塞”中的“知音”了。然而《聊斋》的可贵,不单是模仿,而在于创造。《史记》的“太史公曰”,属于“论赞”体,内容和形式都比较固定,有点“程式化”的味道。如刘勰所说:“迁《史》固《书》,托赞褒贬”,“纪传后评,亦同其名,……义兼美恶,亦犹颂之变耳。”《聊斋》的“异史氏曰”,从内容到形式都更为丰富多样,复杂多变,它是作者驰骋自己思想、表达艺术才华的一个广阔的天地。

“异史氏曰”的艺术功用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它如同一把犀利的“解剖刀”,通过对作品的分析解剖,增加了作品的深度。《聊斋》是一部在民间传说基础上加工润色而成的著作,作者在作品面前处于一种微妙的地位:一方面,他是客体,面对着来自外部的故事或素材,他必须站在“局外人”的立场上对待它们;另一方面,他又是主体,他至少又是它们的再创造者,对它们负有直接的责任。蒲松龄巧妙地利用了这种关系,在“异史氏曰”中,他有时作为一个“旁观者”发表议论,有时则作为“参与者”兴发感慨,实际上很多内容可以看作是他对作品的一种“自评”。因此,通过这些内容,往往可以看出作品更深广的意义。如《梦狼》的“异史氏曰”:

 

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夫人患不能自顾其后耳;甦而使之自顾,鬼神之教微矣哉!

 

话虽不多,但其作用却很大。作者前半部分的感慨极大地扩充了主题的蕴含量,由“特殊性”的故事引出了“普遍性”的结论:“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这就揭示了问题的严重性,并自然显示出它的高度典型性。不仅如此,作者还进一步从深度上挖掘,追根寻源,把矛头指向制度,指出“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苛政猛于虎”是孔子的名言,作者巧妙地用在这里,是对当时政治制度之凶恶及其残民害民实质的有力抨击。这就大大加深了作品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异史氏曰”关于人之患在不能自顾其后的感叹,既是对作品中白甲可耻下场的嘲弄,也是一语双关的借题发挥:警告那些为非作歹者要时时想到自己的下场,顾及自己的“后路”!作者“假鬼神以设教”的用意,在这里体现得尤为明显。

又如不那么有名的《蛇人》的“异史氏曰”:

 

蛇,蠢然一物耳,乃恋恋有故人之意,且其从谏也如转圜。独怪俨然而人也者,以十年把臂之交,数世蒙恩之主,辄思下井复投石焉;又不然,则药石相投,悍然不顾,且怒而仇焉者,亦羞此蛇也已。

 

这里是从作品中引申出来的意思,其深刻尖锐已远远超过作品本身的寓意。作者谴责当时社会风气的恶劣、针砭江河日下的人际关系的凶险,曾多次发出“人不如禽兽”的感叹。如《花姑子》的“异史氏曰”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此非定论也。蒙恩衔结,至于没齿,则人有惭于禽兽者矣。”是正面的愤激之词,这里则是以蛇比人,指出某些忘恩负义、落井下石之人的丑恶面目,是以对比方式所作的谴责,因而更加深了力量。如果作者不在“异史氏曰”中指出这一点,一般读者未必能感受到这一层道德谴责力量。

它是“向导”,可以引导读者透过作品中故布的迷雾或多向的主题,明确地抓住命意所在或中心思想。《聊斋》是一部有“寄托”的书,作品往往“假鬼狐以设教”,因此,作品的命意所在,并非一眼可以看得出来。同时,一部作品,涉及的生活面是广阔的,在不同人的眼中,往往也很自然地呈现出多种形态,究竟作者的本意是什么,一时也很难把握。在这种情况下,“异史氏曰”就是一位引导读者进入正确“游程”的好向导。如《劳山道士》,一般人认为作品只是讽刺好逸恶劳的王生企图不劳而获,把它当作一种轻松的笑料。但作者是怎么看的呢?他在“异史氏曰”中说:

 

闻此事未有不大笑者,而不知世之为王生者,正复不少。今有伧父,喜疢毒而畏药石,遂有舐痈吮痔者,进宣威逞暴之术以迎其旨,诒之曰:“执此术也以往,可以横行而无碍。”初试未尝不小效,遂谓天下之大,举可以如是行矣,势不至触硬壁而颠蹶不止也。

 

细味此言,可以看出,作者的本意是在政治而不是滑稽;是在抨击那些进呈和执行“宣威逞暴之术”的政治赌徒,并且预言他们必然碰壁灭亡的命运。明乎此,读者就不至于为王生故事一笑了之了。《罗刹海市》通过马龙媒在罗刹国和海市的遭遇,究竟要说明什么问题,作品提供的答案是多向的。什么才是作者所要表现的中心思想呢?看了“异史氏曰”之后,便了然于心了:作者抨击的重点在于“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痂之癖,举世一辙”这种普遍的丑恶现象,同时对“公然带须眉以游都市”、怀连城碧玉而无人赏识的“陵阳痴子”表示了极大的同情。这样,就让读者透过光怪陆离的现象迅速把握了实质。

还有一类作品,表面上似乎写的是荒诞、迷信之事,实际上作者却另有寓意,只有通过“异史氏曰”才能发现其价值所在。如《鬼哭》、《李伯言》、《僧术》、《冤狱》、《犬奸》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特别是像《犬奸》这类作品,不少人认为它属于“糟粕”,或芟除之,或贬斥之,恐未免失之表面。文末,“异史氏”有一段骈文“判词”,的确有点玩世不恭的味道,甚至带有一点低级趣味。但是作品后面,“判词”前面还有一段话:“呜呼!天地之大,真无所不有矣。然人面而兽交者,独一妇也乎哉?”从性质上看,这话也应属作者独有的“异史氏曰”的范畴,只此一句,便透露出作者借题发挥的无限深意。如果这种看法能够成立,恐怕对《犬奸》这类作品也应刮目相看才是。

“异史氏曰”的第三种功用是作“桥梁”,它把读者由此岸送到彼岸,让他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这一类的“异史氏曰”往往是引申过渡、补叙发挥的内容,有些甚至可以说,达到了“喧宾夺主”的程度。像《黑兽》就是典型的例子。故事正文是转述李敬一的见闻,不足百字,讲的是虎怕“黑兽”的“异闻”,“异史氏曰”则超过了正文的字数,它由“虎怕黑兽”的故事出发,又补叙了一个“狝畏狨”的故事,似乎是发明其“凡物各有所制,理不可解”的道理。但到最后,作者突然笔锋一转:“余尝谓贪吏似狨,亦且揣民之肥瘠而志之,而裂食之;而民之戢耳听食,莫敢喘息,蚩蚩之情,亦犹是也。可哀也夫!”这种巧妙的“过渡”,不仅让读者看到了新的故事,而且带领读者登上了新的思想高峰。封建社会中,善良的百姓任官吏们鱼肉,敢怒而不敢言(当然,忍无可忍之时,揭竿而起的情况也不少见),这种现象在当时可说是屡见不鲜的。作者对此肯定深有体会,所以愿意充当这类“小民”的代言人,替他们一吐心中的块垒。《聊斋》之作,大多数似乎也可以这样看。又如《夏雪》,正文记的是丁亥年(1707年)苏州一场夏雪引出的怪异,在本事之后,作者已经点明了“由此观之,神亦喜谄,宜乎治下部者之得车多矣”的主题。但还觉得意犹未尽,又写了一段远远超过正文的“异史氏曰”,先是对“下者益谄,上者益骄”的“世风之变”发出感慨,接着以康熙40多年间称呼的变化为例,印证这个结论,对于社会上骄下谄上的恶劣风气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并指出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乃是“因得贵倨者之悦”而逐渐传播开去的。最后补叙的丁亥年六月河南归德府大雪之事,犹如一记回马枪,照应前文,更是发人深省。至于像《马介甫》的“异史氏曰”附上作者所作的《妙音经续言》,以进一步阐述“惧内”这一“天下之通病”,实际是由小说而过渡到骈文,又是一种格局。虽说出自作者的偏爱,但作为一个整体,在“尾巴”中装入这么长长一篇文字,确有“尾大不掉”之嫌,从写作的角度看,是不足取的。

“异史氏曰”的第四种功用可称之为“镜子”作用,通过它,可以直接看到作者的真实的思想。小说是客观实际在作家头脑中所反映的产物。小说中当然有作家的影子,但小说所表现的思想毕竟并不等于作家的思想;像《聊斋》这样取材民间传说、又夹杂鬼狐怪异的作品就更是如此了。然而,“异史氏曰”则不同。它完全是作者思想的直接表现,从它来判别作者的思想是可靠的。如果研究作家的世界观,“异史氏曰”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进步的世界观在蒲松龄身上占着主导地位。在反对贪官污吏、揭露科举弊病、歌颂爱情友谊这所谓的“三大主题”中,作者的“异史氏曰”都鲜明地表现出一种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倾向。譬如《王十》,故事中已表明作者对小盐贩的深切同情,在“异史氏曰”中更进一步阐明了他对政府查禁私盐的看法:

 

盐之一道,朝廷之所谓私,乃不从乎公者也;官与商之所谓私,乃不从乎其私者也。近日齐、鲁新规,土商随在设肆,各限疆域,不惟此邑之民,不得去之彼邑;即此肆之民,不得去之彼肆。而肆中则潜设饵以钓他邑之民:其售于他邑,则廉其值;而售诸土人,则倍其价以昂之。而又设逻于道,使境内之人,皆不得逃吾网。其有境内冒他邑以来者,法不宥。彼此互相钓,而越肆假冒之愚民益多。一被逻获,则先以刀杖残其胫股而后送诸官,官则桎梏之,是名“私盐”。呜呼!冤哉!漏数万之税非私,而负升斗之盐则私之;本境售诸他境非私,而本境买诸本境则私之,冤矣!律中“盐法”最严,而独于贫难军民、背负易食者不之禁,今则一切不禁而专杀此贫难军民!且夫贫难军民,妻子嗷嗷,上守法而不盗,下知耻而不倡,不得已而揭十母而求一子。使邑尽此民,即夜不闭户可也,非天下之良民乎哉!彼肆商者,不但使之淘奈何,直当使涤狱厕耳!而官于春秋节,受其斯须之润,遂以三尺法助使杀吾良民。然则为贫民计,莫若为盗及私铸耳:盗者白昼劫人而官若聋,铸者炉火亘天而官若瞽,即异日淘河,尚不至如负贩者所得无几而官刑立至也。呜呼,上无慈惠之师,而听奸商之法日变日诡,奈何不顽民日生而良民日死哉!

 

这一篇文字,冯镇峦说是“可当一篇盐法论,读之真能洞见症结”。虽然长了点,但十分精彩,且不论其“武夷九曲,转之不穷,真是好看。后生解此,作文百发百中”(冯镇峦语),仅从思想性来看,从中可以看到作者坚定地站在“贫难军民”一边的鲜明立场,而对于官府国法,则表示了极大的义愤!他的这种思想可说是一贯的。如《红玉》中说:“官宰悠悠,竖人毛发”,《李伯言》中公然“第恨无火烧临民之堂廨”,《向杲》表示:“天下事之指人发者多矣。使怨者常为人,恨不令暂作虎!”《王大》中说:“世事之不平,皆由为官者矫枉之过正也。”如此等等,话语激烈,态度鲜明,在同时代甚至前后一段时间内的作品中,是不多见的。

最后,“异史氏曰”也可当作一种“足迹”,为我们提供研究作品写作时间、地点、背景等线索。因为作者常常在“异史氏曰”中顺便交代这些内容。如《男生子》的“异史氏曰”说:

 

按此吴藩未叛前事也。吴既叛,闽抚蔡公疑杨,欲图之,而恐其为乱,以他故召之。杨妻夙智勇,疑之,沮杨行。杨不听。妻涕而送之。归则传齐诸将,披坚执锐,以待消息。少间,闻夫被诛,遂反攻蔡。蔡仓皇不知所为。幸标卒固守,不克乃去。去既远,蔡始戎装突出,率众大噪,人传为笑焉。后数年,盗乃就抚。未几,蔡暴亡。临卒,见杨操兵入,左右亦皆见之。呜呼!其鬼虽雄,而头不可复续矣!生子之妖,其兆于此耶?

 

这是比较长的交代背景材料并夹带评论的例子。《李象先》、《李八缸》等均属这一类。其他如《胭脂》、《折狱》、《捉狐射鬼》、《泥鬼》、《刘姓》等作品中提到的作者的师友情况,《张诚》、《狐梦》、《五羖大夫》等则叙及作品材料来源等情况。这些内容,对于考定作者的生平交游,作品成书年代及最初面貌等问题,仍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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