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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研究忆甘辛
作者:雷群明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3-10-10    

《聊斋》研究忆甘辛

                        雷群明

我公开出版的第一本书是1981年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聊斋艺术谈》。为什么会写这个题目,真是说来话长。

我出生在湖南耒阳的一个偏僻小山村。那儿贫穷落后,几乎没什么读书人,文化生活是出奇贫乏。偶尔有“影子戏”演出,大人小孩不惜走上十里八里山路摸黑赶去看。平时,晚饭后除了睡觉,最有味的就是围在油灯下听我的堂伯父“讲公案”(即讲故事)。堂伯父是个木匠,没进过什么学堂,却识得几个字,尤其是记性特好,看过的书或影子戏,他都能有声有色地讲给你听,听得你连瞌睡虫都赶走了。

堂伯父讲的故事中,就有许多鬼怪和狐狸精的故事。他绘声绘形,有时还添上一些手势,使你觉得那些鬼怪和狐狸精仿佛就在身边似的。漆黑的夜晚,只有如豆的油灯发出幽暗的光,几步之外,便模模糊糊。听到紧张处,我吓得紧紧偎在做针线活的母亲的怀里,但最终还是忍不住把耳朵伸出来。那鬼狐世界的吸引力的确是太大了。

长大之后,自己能够看书了,才知道堂伯父讲的许多故事都出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忘了是怎么找到一本广益书局出的《绘图聊斋志异》的,便半通不通地啃了起来。尽管这书没有标点,又排得密密麻麻,有许多字还不认得,我像跨栏式地越过文字障碍,仍然读得津津有味,隐隐约约总觉得,这书似乎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使你爱而难舍,欲罢不能。但究竟是什么,一时也说不清楚。

大学时,照例要写毕业论文。我选的题目便是《聊斋志异》,请施蛰存先生作我的指导老师。为此,我又从头读了一遍《聊斋》,还傍及了有关的图书和先行者的论文,做了一堆卡片和一本笔记。可是,就在我搜集资料阶段尚未结束的时候,学校里根据当时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在我们年级的五个班中各抽出若干人,组成一个“反修班”,任务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我对外国的东西本来不太感兴趣,不知怎么的却被分配去“保卫高尔基的文学传统”,让我从俄文书报中寻找出供批判的材料来。在这样光荣而严肃的政策任务面前,我只好与心爱的《聊斋》暂时告别。可惜的是,我们忙了差不多半年,高尔基的“光荣传统”并没让我们“保卫”住,最终我们的文章便不了了之,而我的毕业论文也泡汤了。虽然读了5年大学,但因为没有论文,也没能得到学位。

有幸的是,大学毕业后,我考取了赵景深先生的研究生,修的是最有味道的元明清文学史。赵先生是有名的小说戏曲史家,他开给我们的必读书目中就有《聊斋志异》。但是,课程得从元代开始,只好搁下《聊斋》先读《元曲选》,耐着性子等着不久再与蒲老先生重逢。但不幸的是,不久“文革”风云骤起,我们所要学的东西全被当作“封资修”的垃圾“横扫”干净,蒲松龄先生当然也不例外。那时,我们满腔热血,对于这种“革命行动”,自然是衷心拥护,此后的几年中,只好委屈他老先生在冷宫住着,我也不再理他。

1970年,我作为光荣的创业人员到“上海新闻出版五七干校”,白天“战天斗地”,晚上守在棚屋里,听着外面芦苇滩上的野虫唧唧,禁不住又想起那“瓜棚豆架雨如丝”的《聊斋》来了。权作消遣,趁休假带去了新买的“三会本”《聊斋志异》,边看边想,边想边记,不知不觉倒真的开始“研究”了。那时,是“大批判”的天下,我不忍也无法对《聊斋》下手,想找一个别的“突破口”。正巧,那阵子学鲁迅,我想着要写一篇鲁迅论艺术技巧的文章。对这位中国的圣人主张创作要讲究一定的艺术技巧的论述深为折服,以为对当时一面倒的“三突出”理论颇有些“启迪”作用。于是,很自然地就想从这方面入手来研究《聊斋》。

写作过程中,我怀着较强烈的“功利”目的,想把《聊斋》研究同文学知识的普及结合起来,这样,让文学青年更易于理解和吸收《聊斋》的精粹所在。为此,我力图把学习《聊斋》的体会与学习文艺理论的体会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构思和表达,并努力使自己的文字也有点“艺术性”,即摆脱学术文章的枯燥乏味,而使之有较多的可读性。尽管有同志认为这样不够学术水准,我却至今不悔,仍然顽固认为,如果能让读者爱读和有所得,我情愿不要那个“学术水准”。

1970年开始,断断续续,几乎花了10年功夫,终于写成了我的第一本书——《聊斋艺术谈》。薄薄的10多万字的小册子,定价只有0.47元,别人看来,实在不免寒酸,但我对它的确有一种敝帚自珍式的钟爱。不仅是因为它费去了我许多宝贵时光,成为我一部分生命的转化物,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凝结着许多师友的心血。一次,我的研究生同班同学、当时在江西人民出版社任职的陈俊山,与我在杭州偶然碰到,得知我在写这样一本书,当即表现了出版意向,要我写好了就寄给他。要知道,当时的我,还是个“小青年”(按中国标准),又从未出过书,也从未发表过研究《聊斋》的文章!正是这种信任使我对自己也提高了要求,我将写好的稿子请上海的文艺评论家江曾培同志指正,他很乐意地在百忙中审阅并提出了宝贵意见。我又竭尽所能重新改写了一遍才寄出。出版界前辈王子野同志还为这本小书题了书名,实在为它增光不少。因此,可以说,这薄薄的一本小册子中,师友的关怀和友谊的分量却是很重很重的。我之所以难以忘记这“第一本书”,主要就是不能忘记许多使它诞生的朋友的友情。我特别难忘的是同学陈俊山,他原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工作卓有成效,后来好像曾经做到省人民代表,并调到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不幸不久就患病,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叹天公之不公。

现在看来,《聊斋艺术谈》缺点很多,也未能摆脱当时的时代烙印。1990年,我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聊斋艺术通论》,原来是想叫做《聊斋艺术谈(修订本)》的,但因为修改的幅度较大,而新写的又几乎占了一半,所以终于换了个新名字。不过,在我的心目中,它仍然是“第一本书”的补充和扩大。每当看见它,我总仿佛又看到“第一本书”的影子。

也许因为我出版了有关《聊斋志异》的两本书的关系,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的时候,约我写一本《蒲松龄与聊斋志异》的小册子。尽管我当时在学林出版社的工作已经很忙,还是很乐意地答应了。我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休息时间,认真对待,除了重新翻阅《聊斋志异》之外,更花了大量的时间重看厚厚的两大本《蒲松龄集》和别人的有关著作,然后开始写作。几万字的小册子,却也费了不少心血,因为既想要真实反映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的实际,又想有点新意,至少不要与别人雷同,亦颇为不易。

本来以为,我的《聊斋》研究生涯到此结束了,不意在我离开学林之后,承蒙该社领导曹维劲先生等的关心,还有机会再作冯妇,又于2007年在该社出版了《聊斋写作艺术鉴赏》一书。此书实际上是我此前出版的三本书的压缩综合,以《聊斋》的写作艺术为主,同时也简略介绍了蒲松龄的生平和《聊斋志异》以外的的诗词、散文、俚曲、杂著等作品,觉得它们也会有助于对《聊斋志异》写作艺术的理解。另外,有4篇对《聊斋志异》名篇作整体鉴赏的文章和1篇有关蒲松龄晚年诗歌的文章,前者是给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写的广播稿,后者是在《蒲松龄研究》上发表的论文,对认识蒲松龄的思想和写作艺术有一定作用,所以,也收入了本书。这些,大体可以说是我一生研究蒲松龄和《聊斋志异》的主要成果了。因为书本头较大,读者也许难以全读,所以,我把它们分篇发于博客,供大家阅读参考,我自己也就趁此做一小结。

非常巧合的是,我正好比蒲松龄老先生晚生300年,因此在研究他和他的作品时间,我竟常常想到这是否冥冥中的定数,好像又多了一层动力,觉得自己的研究,不仅要力求对得起广大读者,而且也要对得起300年前的蒲松龄老先生,要争取成为他所希望的“青林黑塞”中的知音。

我究竟做得如何,要请读者诸君来定,希望不吝指教!

                                  2013-02-21

 

文章录入:liaozhai    责任编辑:liaoz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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