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聊斋文化研究院
首 页 联谊论坛 本院介绍 学术动态 国际交流 聊斋志异 蒲松龄传 药祟全书 聊斋诗词
聊斋俚曲 聊斋影视 聊斋戏曲 聊斋书画 聊斋摄影 聊斋传奇 聊斋仙乡 聊斋研究 聊斋文学
聊斋故居 蒲公书馆 新 聊 斋 留 仙 谷 蒲 公 砚 分支机构 会员天地 院长博客 联系我们
中国聊斋文化研究院欢迎您
  您现在的位置: 华夏聊斋文化研究院 >> 聊斋 >> 聊斋志异在国外 >> 正文
  >>浅论《聊斋志异》在国外的传播与研究           ★★★ 【字体:
 
浅论《聊斋志异》在国外的传播与研究
作者:张蕾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3-5-9    


浅论《聊斋志异》在国外的传播与研究

张蕾         

     摘要:《聊斋志异》从十八世纪中期起开始向国外流传,传播范围广泛,影响力巨大。在其流传过程中,首先是当地学者将其翻译成本国文字,然后随着阅读程度的加深,对其故事、人物、情节、思想内涵以及相关文化风俗的学术研究相继进行,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聊斋志异》向世界各国的流传中,日本和俄国的传播与研究是最成熟、最具代表性的典范。
    关键词:聊斋志异;传播与研究;日本;俄国
    《聊斋志异》作为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一朵奇葩,不仅受到本国人民喜爱,还漂越重洋,在国外得到广泛传播并获得崇高声誉。从传播时间上看,《聊斋志异》最初流传到国外始于十八世纪中期,到十九世纪已被多国人民知晓;从传播地域上看,《聊斋志异》最先传播到的地区是亚洲的日本、朝鲜和越南,其次是欧洲的俄国、英国、法国等国家。从传播和研读程度上来看,十八世纪中期至十九世纪末,《聊斋志异》在国外的传播情况主要是翻译和介绍,出现了英、法、俄、日、拉脱维亚等多语种译本,是迄今为止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翻译成外文语种最多的一部小说;十九世纪末以后,《聊斋志异》国外学术研究开始出现并获得一定程度发展,二战后,研究逐渐走向深入,取得了很多新的成果。日本和俄国作为我国的近邻,深受中华文明影响,对《聊斋志异》的传播与研究也最为深入,本文即以此为例,对《聊斋志异》在国外的传播与研究状况窥斑见豹。
    一、《聊斋志异》在日本的传播与研究
    《聊斋志异》传入日本是在江户时代(1603-1867),早在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青柯亭本《聊斋志异》就传人了日本,翻译传播史二百四十多年。到目前为止,国外《聊斋志异》译本最多的国家就是日本,研究和传播《聊斋志异》的学者也很多,成果丰硕。《聊斋志异》在日本的传播,无论从翻译还是研究来讲,尤其是日本汉学界对《聊斋志异》和蒲松龄研究取得的研究成果,数量多质量也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一个相当长时期里,日本聊斋学在国际汉学界处于领先的地位。     (一)文本的翻译
    《聊斋志异》的日文译作最早出现于明治时代(1867-1912),是出版于明治二十年(1887)的神田民卫的《艳情异史》,集中共收录《细柳》、《王桂庵》、《寄生》、《恒娘》和《五通》五篇译文。1903年,曾任日本驻清朝特使的矢野龙溪邀请文学家国木田独步将《竹青》、《王桂庵》、《石清虚》和《胡四娘》等几篇作品译为日文。
    以上仅是单篇,真正意义上的《聊斋志异》译著,直到日本大正(1912-1926)和昭和(1926-1989)时代,出现了一个里程碑式人物——柴田天马,他以青柯亭本为底本,将《聊斋》日译工作推向了高潮。大正八年(1919),柴田天马的第一部《聊斋》译作《日译聊斋志异》出版,收录三十四篇译文。后又花费了三十余年的时间陆续译出了十卷本《全译聊斋志异》。
    二十世纪上半期日本另一重要《聊斋》翻译者是佐藤春夫。他的出版于1923年的《玉簪花》集中收入了四篇《聊斋志异》译文,分别是《绿衣女》、《阿宝》、《宦娘》和《雷曹》;出版于1929年的《支那童话集》中又收入《促织》、《偷桃》等五篇聊斋故事译文;1942年除村一学所编《中国文化谈丛》中又收录了佐藤春夫译的《婴宁》一文,等等。
    二战后《聊斋志异》翻译的势头有增无减,各种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集在日本大量出现,《聊斋志异》选译本、全译本等出现了数十种之多。其中比较引人注意的是增田涉、松枝茂夫、藤田佑贤和大村梅雄合译的全译本,该著被收入1958年平凡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全集》当中(第21、22册)。这个译本主要是以蒲松龄手稿为底本,手稿不全的则以青柯亭本为根据,这样就比柴田天马只以青柯亭本为底本的可信度要高一些。       (二)研究状况
    日本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掀起了一场关于《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的生平、著作情况的研究热潮。以平井雅尾为先导,后又出现了庆应义塾大学和东京大学两大研究基地。群星璀璨,光彩夺目。
    1、平井雅尾
    平井雅尾利用上世纪三十年代时在淄川地区行医的机会,共搜得蒲氏包括《聊斋》诸家抄本在内的诗词文杂著、蒲氏手稿、手书他人著述、有关家世、好友与儿孙著述等资料多达四百余种。在对这些宝贵资料进行研究整理的基础上,他于1940年自费出版了日本聊斋学研究的开山之作——《聊斋研究》。此书共分十三部分,试图专门和全面地研究蒲松龄及蒲氏遗作。抛却研究成果不谈,平井雅尾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他所搜集来的这大量的资料后来被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所收藏,成为日本相关学者进行研究的重要依据。
  2、庆应义塾大学
  由于平井氏的聊斋资料被庆应义塾大学收藏,该校的汉学家这方面的研究就得天独厚,老一代汉学家以藤田佑贤教授为代表,后起之秀中数八木章好的成绩最为突出。
  藤田佑贤教授,是二战后日本著名的聊斋学研究专家。他在聊斋学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是日本聊斋学研究界的重要领军人物。由于有机会亲阅聊斋文库中大量的原始资料,他在资料整理、版本考证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时有真知灼见;对蒲松龄的创作心理进行了研究,结论是科举不第的愤懑;对《聊斋志异》作品中常见的“异史氏日”这一现象进行了考察、分析,认为这些随感式的文字真实地记录了作家蒲松龄的内心活动;还注意到了《聊斋志异》同中国民间文学的关系,认为:“《聊斋志异》里的故事,其内容看似和民间流传的原貌一样,实际上除了经过讲述者的润饰以外,还经著者蒲松龄的再创作而成。正因为经过高度的艺术加工,所以其中大部分与原貌不一样。”
    七十年代末以来,日本的聊斋学研究方面出现了很多的接班人。藤田佑贤教授的学生八木章好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其实,藤田教授在编撰一些有关《聊斋志异》的文献要览时,八木章好就曾经参与其中过。在老师的濡染之下,八木章好也展开了自己的研究,不过他似乎最感兴趣的还是蒲松龄的诗歌创作。他先后发表过《聊斋诗研究序说》、《蒲松龄儿孙抄本(聊斋诗草>校勘记》、《作为诗人的蒲松龄》等文,着重对蒲松龄的诗歌创作展开研究,显示出了较深厚的学术功力。
  3、东京大学
  执教于东京大学的前野直彬教授,也是二战后一位重要的聊斋学研究人。他从平井雅尾所搜集的相关材料出发,仔细加以分析和鉴别,于1958-1959年陆续发表有关蒲松龄生平研究系列文章,整理修订后编以《蒲松龄传》的书名,于1976年由秋山书店出版。该著是世界范围内最早的一部关于蒲松龄传记的著作。另外,前野直彬还曾编写《中国文学史》,在清代“志怪•艳情小说”中对《聊斋志异》进行了评述,认为《聊斋志异》由仿照唐传奇的稍长篇的作品和仿照六朝志怪的稍短篇的作品构成,“但目的已不在于讲述怪与奇,而是通过假托人类以外之物以表现现实世界中难以实现的爱来描绘理想的世界。”
  户仓英美教授,是东京大学现有聊斋学的骨干中坚。她致力于《聊斋志异》文本的研究,尤其重视人物、故事的流变传承,其成果集中反映在《聊斋志异——在志怪流中》、《聊斋志异——人间妇女与异类妇女》和《变身故事的变迁——从六朝志怪小说到(聊斋志异)》三篇论文里。
  除了这两大研究基地外,还有国立冈山大学文学部的教授冈本不二明,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活跃于日本聊斋界的中青年汉学家。他的研究思路另辟蹊径,视角独特新颖。他发表了有关聊斋学的文章有九篇。虽从数量上不能算多,但很多都是此前学界很少关注的方面,发掘了《聊斋志异》的多层次内涵,而且,每篇均有创见,使得读者能够越发领略出《聊斋志异》这部经典著作的丰富底蕴。
    二、《聊斋志异》在俄国的传播与研究
    《聊斋志异》在俄国的传播与研究开展得早,持续时间长,成果丰硕。自1878年发表《聊斋志异》的第一篇译作以来,已出版的有蒲松龄作品俄译二十九种,体现了三代俄国汉学家的辛勤劳作。 
    (一)文本的翻译
  《聊斋志异》最早是由俄国来到清朝的传教士传播到俄国去的。第一个翻译《聊斋志异》的俄国人是尼•莫纳斯特廖夫,他翻译的《聊斋志异•水莽草》刊登在了1878年的《新作》杂志第195号上。
  瓦•巴•瓦西里耶夫(Vasiliev,1918-1900,中文名王西里),俄国的第一位汉学家,他对于俄国的聊斋学研究具有开拓性的重要意义。他也进行了《聊斋志异》的翻译工作,于1868年编辑出版的《中国文选读本》中选译了五篇《聊斋》故事,分别是:《水莽草》、《阿宝》、《曾友于》、《庚娘》和《毛狐》。在俄国,王西里虽不是第一个翻译《聊斋》的人,但却第一次向俄国人阐明了《聊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定位,为俄国聊斋研究作了奠基的工作。1907年,王西里的学生、俄国另一汉学家阿•伊凡诺夫翻译了《聊斋志异》中的七篇故事:《黄英》、《李伯言》、《竹青》、《考城隍》、《瞳人语》、《画壁》、《种梨》,发表在《俄罗斯地理学会黑龙江部特罗伊茨克一隆甫斯科一恰克图分会丛刊》1、2号上。
    而现在看来,王西里最大的贡献则可能是他培养一批研究聊斋学的学生,其中就有“20世纪最伟大的俄国聊斋学专家”、“聊斋在俄国的第一位真正的朋友”——阿列克谢耶夫(Aleksyev,Vasiliv Mihaylovich;1881~1951)。阿列克谢耶夫的汉学研究是俄罗斯汉学史上的一座丰碑,他的杰出贡献集中体现在《聊斋志异》的翻译和研究上。
    阿列克谢耶夫曾出版过四部《聊斋》译著,分别是:《狐媚集》,其中选译《聊斋》故事二十九篇,1922年由彼得堡国家出版社出版;《僧术集》,选译四十三篇,1923年由莫斯科及彼得堡国家出版社分别出版;《奇异集》,选译二十一篇,1928年由列宁格勒思想出版社出版;《异人集》,选译六十二篇,1937年由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科学院出版社分别出版。共计翻译《聊斋》故事一百五十余篇,对《聊斋志异》在俄国的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
    他在翻译作品时非常注重忠实于原文的意思,注重对文本内涵意义的理解。为了传达蒲松龄《聊斋志异》的语言特征,阿列克谢耶夫采用了“创造”新词的办法,保留原文的中国味道和蒲松龄的风格特色,使读者不但能理解而且感觉到其味无穷。如以“局诈”第二个故事开端为例:“副将军某,负货入都,将图握篆,苦无阶……”第一个词“副将军”,俄文没有合适的词。如果逐字翻译,译为“将军的帮手”,如果转换成标准俄语,译为“上校"polkovnik(也有团长的意思)。但是阿列克谢耶夫在用自己的第二种(他谓之“中间的翻译”)译法时,发明了一个新词podgeneral。要解释一下,俄文pod是“下”的意思,如中校称podpdlkovruik,意即在上校之下的职位,虽然是新的词,俄罗斯读者马上就会明白是什么意义,是将军之下的职位。也会了解这是中国特色的官职。正如俄国著名学者艾德林(Eydlin,Lev Zalmanovich;1909~1985)所评价的那样,“阿列克谢耶夫的译文是高超的,它能够充分传达原作的意思和精神,另外,能够把原作中具有各种独特性格的艺术形象再现出来。阿氏为译文所作的注释,亦具有独立的学术价值。对《聊斋》的翻译和注释,是阿列克谢耶夫终其一生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无论是王西里、伊凡诺夫还是阿列克谢耶夫等汉学家,他们对《聊斋志异》的翻译和介绍工作都为俄国普通读者了解《聊斋》架起一座桥梁,《聊斋志异》很快便在俄国传播开来。   
    (二)研究状况
  阿列克谢耶夫的汉学研究是俄罗斯汉学史上的一座丰碑,而且他也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汉学家,他的杰出贡献集中体现在《聊斋志异》研究上。
  阿列克谢耶夫高度评价了《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作品中的用词、韵律及引文的选择和安置都依叙述的风格而定——这一切都达到了几近完美的结合。”他还从清代知识分子所处的时代环境和思想文化背景的角度提出自己对《聊斋志异》的见解:“聊斋先生在写自己的短篇小说时,环境是很险恶的,因为当时极力压制自由思想,忧国忧民的爱国人士言辞之间很平常地暗指一下时局就会招来杀身之祸。由此就能明白为什么前言甚至所有短篇小说的语言都是很隐晦的。”另外,他还在《<聊斋>中儒生个性与士大夫意识的悲剧》一文中评论道:儒家是“不语怪、力、乱、神”的,蒲松龄的思想根基属于儒家,但他在自己的创作中却违背了儒家的观点和信仰,他借助一些荒诞不经的事物来表达自己的希望,这既反映出他本人作为儒生的个性悲剧,同时也反映出形成这一悲剧的根源,即他所处的言论极不自由的创作环境。这些都是从蒲松龄所生活的文化与时代背景方面去探讨他的创作特点。同时,他还注意到了《聊斋志异》具有多层次的读者影响力这一现象。他说:“首先,文化水平很高的读书人看《聊斋志异》欣喜,受到感动,因为写的那么文雅。水平不怎么高的,识字不多的人对《聊斋》也有兴趣,《聊斋》像磁铁一样吸引他们。”“尽管聊斋叙述的是民间内容,但他的小说成了上层中国知识分子最宝贵的和最流行的读物,一方面,勉强识字的中国人急于了解优秀小说家写的复杂的故事内容,如醉如迷地去领略它,另一方面,读书人高度评价这些小说丰富的、活生生的、不可模仿的修辞风格,因此聊斋流行没有界限,全世界未必有双。”这些观点都是非常引人思考的。
    瓦西里耶夫,阿列克谢耶夫的学生,列宁格勒大学讲师、东方研究所研究员,1922年读大学时,在阿列克谢耶夫指导下翻译了一篇《考城隍》。研究上,他特别注意蒲松龄如何利用前唐的小说及唐代传奇的传统来进行自己的创作,并发表了相关论文。他认为《聊斋》小说的独特之处是语言多样化,爱用典故,蕴藉含蓄,具有讽刺性。
    二战后,俄国还出现了很多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他们被称为俄国“第三代”汉学家。其中出现了很多涉足到聊斋学研究领域中的学者,如乌斯金、费什曼等。
    1958年,乌斯金根据他1955年初次公布的《聊斋》稿本完成的副博士论文《蒲松龄的短篇小说(分析稿本与刊本的异同)》,并于1966年通过答辩。在分析了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采用引语的一些问题后,他指出,《聊斋志异》中引用了大量的古诗、散文中的话,这些引语大部分是用它们的直接意义,即字面的意思;也用各种迂回的说法,有时引语有讽刺性的模拟意义,即“戏引”。乌斯金还注意到蒲松龄用得多的有形象意义的熟语,可说从上古至清初的都有,有时也用俗语与方言。乌斯金探究了蒲松龄一些小说情节的来源,说它们虽然见于干宝《搜神记》和唐人传奇,也见于后来的话本小说,但蒲松龄在艺术上进行了创新。另外,乌斯金也研究了《聊斋》的反清主题、蒲松龄的人道主义和文学风格等问题。
    七十年代,阿列克谢耶夫的女弟子费什曼(O.L.Fishman)教授也开始研究《聊斋志异》。费什曼利用研究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和袁枚《子不语》所获得的资料,制定了一种别开生面的系统方法,她把《聊斋志异》看作是一个有完整构思的统一体,认为蒲松龄世界观的基础是儒家思想,《聊斋志异》的各个组成部分,或是以“统一的”主题,或是以相似的情节结构,互相联系着,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这种艺术上的统一性,通过对小说风格和语言的分析,也得到了证实。费什曼还非常注意研究蒲松龄作品中的细节描写,她注意到,蒲松龄与其他笔记小说家的最大不同就在于特别仔细、确实地描写了人物的手势、姿态和心理状态,这是他的艺术创新与发展。此外,费什曼也研究《聊斋志异》中幻想的作用,艺术空间与艺术时间描写,人物分类等。总的来说,费什曼的研究成果对聊斋学有较大的功劳,提出不少新的见解。
    俄国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的鲍里斯•利沃维奇•李福清研究员也是俄国当代知名的汉学家,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当代文学和民间文学都有研究。他在为乌克兰学者伊凡•切尔科翻译的《聊斋志异》乌克兰文译本《作法术的道士》写的序言中,结合《聊斋志异》产生的社会背景对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聊斋志异》表现出了对封建社会末期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批判。他指出:“蒲松龄在写作自己的小说时,是处在这样一个环境,自由的思想遭到公然迫害,不满现状的爱国人士在言论中对当时情况的每一个最平常的暗示,都会被认为是犯罪,遭到死的威胁。”
    李福清研究方法独具特色。他运用俄罗斯文学、文化理论,乃至欧洲的文学理论来研究中国文学,尤其是将俄国的历史诗学理论、系统研究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引进中国文学研究之中,寻找到一条适合于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的路子。这自然使他的研究别开了生面,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经验,可资借鉴。
    经过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努力,俄国的聊斋学研究不断走向深入。俄国聊斋学研究在作品翻译、作家的世界观和作品艺术特点的分析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就。 
     结语
    总的来看,国外聊斋学研究的主导潮流是以社会历史的科学方法进行学术化的严谨考察与客观分析,而且往往选取独特的切入点来展开研究。他们不会受到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更不会注意中国国内政治宣传态势,能以一种比较自由、宽松的语气说出较为新颖、奇特的观点。众多国外学者以他们各自独特的学术眼光、思维方式去进行聊斋学研究,这些丰富、多样的研究有利于聊斋学的进一步国际化,也有利于《聊斋志异》等中国名著和中国文化在国外的深入传播。
 

文章录入:liaozhai    责任编辑:liaozhai 
  • 上一篇文章: 没有了

  • 下一篇文章:
  • 发表评论】【加入收藏】【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联系电话:0533-2307861 2240208 QQ联系:1138505465 邮政编码:255000
    版权所有:华夏聊斋文化研究院 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摘编、复制或建立镜像.如有违反,追究法律责任.
    分享按钮